城读 │为什么说城市时代论述错了？

2017-05-19 Brenner & Schmid 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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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城市时代论述错了？

我们不应基于城市时代论述去理解当代世界城市化模式：第一，实证上站不住脚；第二，理论不一致。

Neil Brenner and Christian Schmid, 2013.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25.

Professor Neil Brenner,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 towards a new epistemology of the urban, Dean's Lecture Series 2015, Melbourne School of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icture source: Jeroen Beekmans / The Pop-Up City (popupcity.net)

“20世纪初，全世界只有10%的人口居于城市；2007年，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于城市”，史上第一次，我们生活在“城市时代”，世界成为“城市的星球”——相信城读的读者对上述有关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数据与城市时代论述并不陌生。

今天城市时代的论述如此盛行，横跨学术研究、制度、政治、社会诸多领域成为单一叙述。城市时代论述在世界组织、政府部门、NGO的研究报告、学术期刊、杂志报纸、规划设计文件、咨询报告、会议档案、公共演讲中屡见不鲜。

城市时代几乎已经成为所有人研究和行动的参考框架和出发点，用来论述城市对于研究、政策干预、规划实践、投资或社区行动的重要性。类似于1960年代的现代化，1980与1990年代的全球化，城市时代成为21世纪的宏叙事，众人莫不点头称是。

Neil Brenner与合作者Christian Schmid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拷问城市时代，认为城市时代论述属于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的叙述不是“虚假的意识”，而是反映了大众寻求认知地图从而理解并改变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需求，但是，他们认为“城市化水平跨越50%门槛值”说法的误导性更甚于启发性，提出应该彻底抛弃这种说法。

论文追溯城市时代论述的历史根源，对当前全球城市状况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并提出建立新的城市认识论的策略。

城市时代论述的谱系

世界城市人口统计面临根本问题——既是实证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如何划分恰当的城市地域范围，从而计算地域内的人口？人口学家尝试把这一空间问题转为数字问题：在给定的行政范围内，需要多少居民才能达到划分“城市”的标准？由此，1930年代兴起城市人口门槛问题(urban population thresholds, UPTs)，辩论至今。

Kingsley Davis是最早参与城市人口门槛辩论的学者之一。

Kingsley Davis提出“真实城市化”的定义，是指一定比例的人居住在城镇里。他把这一定义表达为公式：

U = Pc / Pt (U指城市化率; Pc指城市人口；Pt指总人口)

基于此，Davis提出定义城市的两个门槛值：10万人和2万人，继而估算1800年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并预测未来趋势。早在联合国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城市时代“项目半个世纪之前，Kingsley Davis已经预见了”人类正在快速向城市居住方向变动“，他甚至预测，”按照1950-1960年代增速发展下去，20世纪末世界就会城市化“。

1969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物署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地图，即体现了Davis定义的核心空间思想。

联合国采用Kingsley Davis的方法呈现世界城市化水平。

尽管当代城市时代宏叙事基于更新的数据，但基本上再现了与1960年代世界城市化领域模型几乎完全一样的概念导向、地理想象和表现策略。

对城市时代论述的批判

今天我们不应基于城市时代论点去理解当代世界城市化模式：第一，实证上站不住脚；第二，理论不一致（混乱的概念）。

首先，从实证上说，分析世界城市化时，就测量什么、在什么空间尺度上问题仍未达成一致。1950-1960年代Davis面临的数据可比性和空间界线划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联合国是世界人口国际比较的主要数据来源，但联合国仍然采用半个多世纪前的“视角“。不同国家人口普查所采用的不同城市标准，极大左右了联合国对世界城市人口预测曲线。特别是世界城市人口规模受到大国（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亚）城市标准设定的高度影响，大国城市划分标准改变，可能影响世界城市化水平几个百分点。

《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01年修改版，109个成员国家使用行政标准作为城市定义的唯一基础；98个成员国使用人口规模作为主要城市划分标准，但是不同国家的城市人口门槛相差甚远，乌干达100人，爱尔兰和瑞士200人，阿尔巴尼亚400人，安哥拉和古巴2000人，波斯瓦纳和赞比亚5000人，巴林和意大利1万人。例如当城市人口门槛值设定为2500或者15000时，200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分别为74%或67%。

解决上述问题有两种策略。一是承认联合国数据收集技术的不足，放弃僵化的50%全球城市人口门槛值，采用更广泛的农村—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定义，从而收集世界范围内城市转型的集合证据。二是放弃联合国依赖国家作为数据来源的方法，基于遥感技术整合新的空间分解方法。

城市时代论点不仅实证上站不住脚，它的理论基础也是过时的，已经被剧烈变化的城市化过程和地理重组现实所冲蚀。最基本的问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现象的社会空间流动性与无尽的动力。

当代城市时代的宣言，实际重复了20世纪中期Kingsley Davis依赖的概念框架和地理想象，即假设全球居住空间可以截然分为城市与农村二元类型，以此出发，城市时代提出不可避免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

从方法论上说，城市时代是领地主义的，假设在一个有边界的、一致地、分散的空间单元内展开社会关系；城市时代理论主要集中于人口在城市居住区内的集聚。

城市时代论述有三个理论盲区：居住类型拜物主义(Settlement fetishism)、城市——农村对立/城市—农村连续统(Urban-rural opposition/continuum)、城市转型的人口分配模型(Distributional model of urban transition)。

居住类型拜物主义：世界所有空间可以分为不同居住类型。

城市——农村对立/城市—农村连续统：世界所有空间不是城市，就是农村，或者必须归为城市/农村连续统上某个类型。

城市转型的人口分配模型：空间变化意味着人口在城市/农村类型之间再分配，而不同居住类型的特性、一致性和离散性不受城市转型的影响。

城市时代的替代理论：星球城市化

Neil Brenner提出三个策略来建立新的城市认识论。策略一，放弃门槛概念，采用批判人口学方法探索城市人口水平。策略二，使用地理空间数据（人口密度、城市土地覆盖、夜间灯光、不可渗透表面、土地利用）对城市建成区进行更细致的划分。策略三，探索新的理论范畴和新的概念地图工具分析世界城市状况。

使用地图作为发展批判理论的工具

文章末尾简要提出几个新的城市化认识论命题（他在另一篇论文详细阐述了9个城市化命题，详情参阅城读 | 批判城市理论家如何看城市化）。

城市与城市化是理论范畴。

城市不是一个单元，而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城市化的社会空间尺度是多形态的、可变的、动态的。

城市化包括集聚与扩散。

城市化已经成为星球现象。